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一項重大戰略任務，綜合盤點2019年物流業發布實施的相關政策及改革舉措，行業治理思路逐步明確，在不斷深化“放管服”的同時，結合創新方式加強監管，并加快構建社會共治體系。歲末年初之際，值得大家思考。
“放管服”步伐加快。物流作為支撐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戰略性、先導性行業，降本增效仍是發展的重中之重。從2019年伊始關于4.5噸貨車雙證取消政策正式實施，到增值稅率改革交通運輸增值稅率下降1%，以及貫穿全年的省界收費站撤銷工作，再到“普通貨物車輛貨運車輛網上年審規范”相關政策發布，一系列減稅降費、簡政放權“組合拳”實施，不斷深化物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和要素成本的過程中，不斷推動物流業精細化發展以及深入解決行業實際困難，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監管形勢趨嚴。2019年行業管理政策相繼出臺，網絡貨運新政作為物流領域新業態的首個管理辦法正式發布，構建了網絡貨運經營監督管理的制度體系，突出強調網絡貨運平臺的主體責任義務以及事中事后監管的思路。交通運輸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危險品貨物運輸管理辦法》彌補政策缺失，加快構建“市場主體全流程運行規范、政府部門全鏈條監管到位、運輸服務全要素安全可控”的危險品運輸管理體系。“治超治限”仍為公路貨運領域監管重點，2019年相繼出臺“規范高速公路入口治超工作”“加強車輛運輸車超長違法處理”的政策，特別是“無錫事件”后，各地紛紛開展專項行動，監管力度持續加大。行業管理從“嚴進寬管”向“寬進嚴管”轉變，在為物流經營者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進程中，徹底破解“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監管手段創新。大數據作為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有效手段，2019年多項政策均提出“互聯網+監管”的監管思路，如網絡貨運經營管理辦法明確的部省兩級大數據實時接入以及與稅務部門系統同步的監管機制，道路運輸證照的電子化相關政策征集更加明確了證照電子化進程，行業治理過程中“互聯網+監管”已經從理念層面上升到實踐階段。同時，政府部門積極對內推動系統間的縱向貫通、橫向聯動，有效融合道路運政、車輛軌跡、交通執法等動靜態數據，實現全國范圍內與地方運輸主管部門的閉環監管。通過數字化的手段促進物流行業智慧化監管，既能提升監管效率、優化監管效果、降低監管成本，也有利于交通與其他部門協同監管，從而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行業治理的精準化。
共治格局初現。在整個社會治理體系中各角色漸入佳境，物流領域相關企事業單位定位于公共服務領域，基于社會市場需求，促進產業鏈各方優勢互補。行業協會學會、聯盟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釋放微治理能量。新政實施過程中的政策宣貫解讀引導，行業團體標準的研究制定，都成為政府治理的有益補充。企業從“要我合規”到“我要合規”的應對監管思路發生轉變，通過自治主動加快合規化進程。特別是既要強調社會化平臺企業的平臺責任擔當，又要發揮其在協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將不容小覷。此外，從政府、社會組織到企業構建圍繞物流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治理體系，實施聯合懲戒，通過物流業內各類主體之間多維度協作，凸顯社會共治的實現價值。法治框架下物流行業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共治的現代化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
處理好各種要素的內外關系，促進各要素間優化協同、有效整合物流業實現治理體系和實現治理現代化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將為實現交通強國建設，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提供重要保障。
作者系滿幫集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物流時代周刊
